愚_

记1992年一次普通对话

  *露中国设，春燕普通人
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我叫王春燕，是王耀先生的秘书，平日主要负责记录会议、整理行程、传达通信。
         王先生私下与我关系很好，非工作时我们直呼姓名，不像冰冷的工作上下级，他倒像位亲切的长辈，待我似小妹妹一般。我能明白，这是他身份使然。在他眼中，大约我们所有人都是家人，都是孩子，对我们而言，他却是陌生人。于是他便把对后辈的关爱，倾注于我身上了。
        因此我更决心要写这篇记录。
        它的内容并非一位秘书的工作范围，但我作为一位备受王耀照顾的后辈，作为真心将他视作先生之人，我希望记录他的生活，他的想法。也许大人物们已经忘记，他那被职责束缚的、一板一眼的、绝不出格的外壳下，还居住着灵魂。
        这灵魂是他的，也是我的，也是所有人的。

        1992年4月1日。晴。
        王耀在家休息。俄罗斯联邦、伊万•布拉金斯基先生前来拜访。他事前没有通知，因此王耀和我都很意外，我们就在家中简单地接待了他。
        如往常一样，我在边上记录他们的对话。
        “布拉金斯基先生，早上好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你好，王耀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您怎么突然造访，也没有打声招呼呢？”
        “因为不是什么正式会面。王耀同志，我今天就想叙叙旧，聊聊天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先请坐吧。”
        他们讲话时，中文与俄文自然地混杂，仿佛两种语言都是母语。
        “布拉金斯基先生总爱开玩笑，”王耀为他端一杯茶，像平日会面一样，微笑得很礼貌，“但也要注意些，别再叫我同志了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我已经不能被称呼同志了，难道还不许我这么称呼别人吗？”
        “被听到了可是会落下把柄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有什么关系？我只在私下这么叫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国家间何来私下之说？”
        伊万点点头，然后突然站起来，抓住王耀端着茶杯的手。在他面前，王耀的背影那么单薄，这场面让我心头一紧。但他们二人似乎习以为常，伊万没有做过分举动，只是把王耀口袋里的录音器拿了出来，这是会议时国家们随身必带的东西。
        伊万关掉录音器，“这样就是私人谈话了。免得上司们听了录音，又要教训我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这不合适吧？”王耀笑着摇摇头“他们知道你故意关了录音，也还是要教训你的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没有不合适。因为今天是愚人节，所有对话都不该记录。”他又扭头对坐在一边的我说，“你也可以不用记。”
        我尴尬地笑笑，用眼神询问王耀。
        “愚人节在我家还不太流行，请问是可以随便说话的节日吗？”
        “对，你抓住了本质，”伊万说，“随便说话，就连真话都可以说。”他哈哈笑起来，王耀也跟着笑了，并对我摆摆手，“春燕，既然我们不聊工作，就不记了吧。”
        于是我合上笔记。
        既然是私人谈话，我原打算回避，但伊万又说我可以留下来。
         “王耀说得对，我们是国家，不存在私下交谈。国家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你，你是王耀的家人。所以只要不被上司知道就好了，你想听的话，我很欢迎哦。”
        伊万说这话时，口吻很孩子气。与王耀不同，他并不总是像长辈，甚至大多数时候，我都觉得他内心住着个孩子。
        我点头留下来，却有些无所适从，因为他们的对话我并不参与，也无需记录，只是呆坐着听。但时至今日，我很感激当时留下的决定，并且出自内心意愿，记了部分谈话内容。这份记录非正式，我也永远不会用于工作用途公开，而它的意义，我认为却超过了所有正式笔记。
        起先，伊万和王耀相对而坐，各自捧着茶静静地喝。我等伊万开口，而他并不急，喝完了茶又放下杯子，盯着茶杯静静地看。
        直到王耀说，慢点喝，我再去给你倒一杯，他才摇摇头，开口道，“你说，我是不是死了？”
        这话令我大吃一惊，王耀却好像明白伊万的意思，平静道，“怎么会？你只是换了个名字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不，不是换名字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都经历过很多次了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这次不一样。苏维埃，难道它对我只是个名字？”伊万垂下眼，“王耀，我今天叫你同志，那么你也再叫我一回同志，就是最后了。”
        王耀没应声，只是给他续上茶水。
        伊万又说，“上一次，我知道大的变革要来了，要流血，要疼痛，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。就像种子在发芽时的疼痛一样，我很兴奋，从来没有那么真切地觉得我活着，我有希望。但是这一次，我被背叛了：那些自以为是的大人物，他们朝我胸口开枪，还要我笑给他们看。我必须得笔挺地站着，可谁知道这皮囊下的五脏六腑都腐烂了？”
        他的声音并不太激动，但我感觉得到，他的内心一定很愤恨，很痛苦。
        “我想……其实也没那么糟糕。”王耀声音很轻地说，“好的东西，未必像它表面上那样完美，即便是希望，时间久了也会变质。所以失去它也不需要那么痛苦。我们都活了很久，这些事情大概也知道……”
        “我可能还活得不够久。王耀，我看你已经活得麻木了。”伊万有些气恼，“我真不喜欢你的‘豁达’。为什么？明明我们曾经有过理想。那时候你不是这样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其实我一直如此。理想……是一种美好的说辞。但是，伊万，” 这是我第一次听王耀直呼其名，往常都是布拉金斯基先生，“你真的相信理想么，你真心地把我当过同志么？”
        “当然。曾经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我没想过怀抱共同理想的同志之间会为了争名逐利闹得不可开交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争名逐利的是上司们，不是我。起码那个时候，我依然对他们决策的崇高性深信不疑。我以为是你偏离了道路。”
        王耀对着空空的地板叹了口气，“我那时说过的吧，抛弃理想的不是我们，是他们。你只是不信我罢了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是的，你说过。你会这么评价自己的上司我很震惊，我不知道该信谁。但是，你当时明知道他们做错了，却还是听从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国家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也会反抗，但不可能永远都在革命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所以才说你没有理想。”伊万站起来，踱步到窗前，窗外正是那诗歌中的人间的四月天，“我曾以为我找到了方向。我以为我们终于不用丑恶地活着，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信念。大家认同我，喜欢我，我们志向相投，情同手足。西伯利亚的冬天永远都是那么冷，可我曾经以为我不再是孤零零一个人。
        看样子我错了。也许大家都像你一样，所谓志向，全是我自说自话。你与我站在一起，只因为上司要求你。所以你从我身边走开，也能走得轻轻松松、干干净净。痛心的只有我自己，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你那样聪明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我并不聪明，我也做过太多蠢事了。但是，布拉金斯基，有一点我必须澄清，选择与你一样的道路是我自己的决定。因为……你曾经确确实实地带给了我理想，伊万同志，我有过理想。”
        王耀露出的坚定神情，像是我不曾认识过的、另一个王耀先生似的。
        “在我几千年的历史里，你是唯一一个带给我理想的人。我见过胸怀壮志的帝王，也见过心系百姓的官吏，也做过春秋大梦。但我还没见过，有一个理想，能不分身份、阶级，让所有人共同仰望，让每个人怀赤子之心。”王耀看向窗前的伊万的剪影，“我从没想过，你能放下利益纠葛，真心实意地帮我。也没想到，我能释怀过去的战争，一心一意地相信你。我曾经，对你，有过真正的友谊，那是身为一个国家我不曾奢求过的东西。”
        王耀走到伊万身边，推开窗户。风吹进来，拂起他们的头发，伊万的围巾飘动，我仿佛看到了过去，他们一同走过白桦林的样子。那个时候他们应该也像现在这样，并肩而行，尽管雪原无尽，春天却在前头。
        “伊万•布拉金斯基同志，与你互称同志的那几十年，我就像这个四月一样年轻。那是我仅有的，短暂而真诚的岁月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……谢谢。”伊万露出微笑，望向窗外，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，“你家的春天真可爱。如果我最终可以等到一个这样的春天，那么无论如何我也能坚持下去。”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“我们以前找错了方向，但以后也许能到达理想之地。我会尝试，道阻且长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在没有人踩过脚印的雪地上走可是很辛苦的呢。”
        王耀笑起来，说，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我姑且最后相信你一次。虽然你现在变得像某个琼斯一样，满身讨厌的资本气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因为我又老了啊——再唱多少遍喀秋莎也回不去了。”
        伊万拍了拍王耀的肩膀，再整了整围巾，“王耀，我要回去了，上司可能现在正到处找我。但是你今天给我的希望，可不要忘记了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布拉金斯基先生，再会。下次可不要突然造访了。”
        “放心吧，不会了。我们只会在会议上见面呢。”
        王耀送走了伊万，回来时，我正整理好笔记。他对我说，“春燕，今天尽说了些你不熟悉的事情。”
        我说，“今天认识了曾经年轻的王耀。”
        他对我一笑，“你没见过真是太遗憾啦。那是最苦的时代，也是最好的时代。”